林鄭月娥回應傳媒提問時重申她是被梁振英委派與學聯對話，又以「局外人」為由，表示不適宜就警方何時或如何清場表達意見。這番言辭難免令部
分傳媒揣測，梁振英與林鄭月娥在處理佔領事上意見分歧，或者是有人企圖利用擱置決定，減少市民對梁振英在特首任內收取5000萬元離職酬金的關注。後來林
鄭月娥在廣州對傳媒表示，對話一定要基於人大常委會的決定，又令人懷疑擱置對話的決定來自北京。
與其嘗試重組案情，找出政府擱置對話的真正原因，不如實事求是，分折今次佔領行動雙方對峙的困局，然後提出一些解開死結（不是立刻解決問題）的方法。
讓我首先列出形成今次困局的幾個客觀事實。第一、現在的佔領行動與原來的佔中構思已經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極大變化。預期只有幾千人參與，以癱
瘓中環金融中心為目標的佔中行動，被學生組織（以學聯和學民思潮為主）催生成為一個佔領金鐘、旺角及銅鑼灣（一度包括尖沙咀）的大規模民主運動。令佔領行
動遍地開花的幕後功臣是決定發射催淚彈的無名警方指揮官（特首梁振英與此決定公開劃清界線）。激勵佔領旺角及銅鑼灣的學生、市民堅決留守下去的最大動力，
則來自企圖以適當暴力清場的非警方組織。
第二、吸過催淚彈、捱過拳頭的佔領者看到政府一方面關上對話之門，另一方面高唱市民福祉的虛偽嘴臉，他們豈會服氣？不要說政府，連學生組織都很難說服他們犠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
第三、佔領行動令一般市民諸多不便，小商戶、各界勞工收入減少，影響生計，弱勢社群（例如長者、傷殘人士）出入困難，有損健康。這個民意逆
轉的情況，政府明白，佔領人士亦清楚（所以不斷道歉之餘，亦局部開放交通。）不過，這個改變不等於市民會支持政府找個適當機會袖手旁觀，讓反佔領群眾鬥倒
佔領群眾，或繼續無須問責地交由「專業」的警隊武力清場。經過上次發射催淚彈後政府高層級級卸責的教訓，下次清場時，現場的指揮官不一定勇猛如昔，而在國
際社會高度關注下，中央也不一定派出解放軍幫特首「孭鑊」。此外，大批市民仗義上街的場面可能再出現。上述種種變數應該是政府躊躇不決的原因。
根據上述分析，政府（或中央）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，盡快恢復對話是和平解開困局的第一步。政府（或中央）的顧慮可能是對話會製造期望，而假如學聯堅持一些不可能達致的要求（例如人大撤回決定或者普選包括公民提名），對話便不會有成果，而佔領者亦不會撤離。
平心而論，在商討對話的過程中，我看到學聯口頭強硬，實質讓步，而政府卻是堅守立場，寸步不移。現在林鄭月娥表示對話一定要基於人大常委會
的決定，其實有「搬龍門」之嫌。讓我提醒讀者，原本第一次對話的議題是政改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，都是由政府提出，學聯接受。假設開始對話，政府當然會堅持
人大決定符合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，而學聯也可以表示公民提名同樣有憲制基礎及符合法律規定。難道在雙方各自表述完這兩個南轅北轍的觀點後，對話便宣告終
止？任何對話都不會這麽兒戲吧！
事實上，學聯與政府已經同意對話是多輪，不是一次或幾次。第二個雙方同意的對話原則是平等。讓我指出，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政制發展立場不單包
括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，還須考慮四項原則，即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、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、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。基於對話平等的原則，我
建議學聯在首輪或次輪對話上要求討論政制發展的原則，特別是有關香港的實際情況。
在這議題上，學聯可以指出，人大作出決定後，手握否決權的泛民議員立刻公開表示會否決以此為基礎的普選方案，然後香港發生大規模的抗議行
動。今天香港的實際情況，相對特首於7月時向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報告時的情況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政府是否有責任評估最新情況，包括進行民意調查或展
開另一輪政改諮詢，然後向市民交代，特首對政改的看法有沒有因此而改變？這個討論不涉及要求人大撤回或修改之前決定，只是在《基本法》容許香港高度自治的
法律規定下，要求特首履行其向港人負責，包括如實向中央反映香港實際情況的憲制責任。
上述「解結」建議旨在說明，只要有對話，便一定有機會找到和平解決佔領行動的方法，毋須與中央撤回人大決定或同意公民提名等「叫價」掛鉤。
當然，我會假設政府獲中央授權及有誠意與學聯對話。說到底，假如中央最終堅持之前構思的「我篩你選」普選模式一成不變，我相信2017年的特首選舉辦法
（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辦法）會原地踏步。這樣的話，政治爭拗、街頭抗爭無日無之，社會不會穩定，各階層的利益會受損，大老闆的日子也不會好過。這個
比今天佔領行動更嚴峻的問題，留待下回分解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